张岂之教授主编，刘学智教授副主编，由十位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古籍文献等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分撰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历经八年，于2006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共分六卷，包括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清卷，是我国第一部以编年体的形式所撰写的中国学术思想通史。
将“学术思想”以编年的形式展现于世人，并非该著独创。上个世纪30年代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已开启先河，近年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也业已出版，但是以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为研究和展现对象的编年体学术思想史尚属首次出现。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实物资料或传世文献的出土发现、新方法的采用、新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等，过去的类似著作已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重新审视整个学术思想史，撰写新的编年成了时代的共识和重任。
近十多年来，各类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纷沓面世，虽然这类著作各有偏重，或侧重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或广涉文献、文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但实际上“使著作的主题过于泛化，显示不出个性和特色来”，“专门研究观念文化的著作，只用‘学术史’作为书名，好像缺少什么，并不理想”(张岂之序言)；上个世纪初，虽然梁启超已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学术思想”的概念，但学界仍主要停留于对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讨论之中。近30年来，钱穆、余英时、曹聚仁、邝士元、郭沂等人亦有以“学术思想”为命名的著作，这类著作虽不可避免地受近代以来对西学范畴、方法的影响，但亦存有某些保存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之意。引进西方学术范畴将中国学问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确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导致学术综合思想的弱化，这种弊病已经在学界引起广泛重视，综合性思想史的研究成为学界一种新的趋向。基于此，丛书著者凸显卓识，清晰地指明“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术著作，直接冠以‘学术思想史’，似乎更加贴切”，此处的“学术’是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学说史”，此丛书以“学术思想编年”命名，它“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主流观念文化，强调其综合性、整体性和学术性”(张岂之序言)，此观念无不体现出丛书在指导思想上的创新。
具体而言，在撰写方法上，《编年》十分注重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结合。已往的学术编年类著作，往往采用我国传统的编年史叙述方法，按历史时间顺序，将学术思想史上的人物、事件、著作、流派、传承与演进等平面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如刘汝霖《编年》采用的一些著述表、学术传承表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叙述方法。新《编年》并不抛却过去的编年叙述方法，而是在其基础上，既重视内容上的继承吸收，更注重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结合，运用“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去揭示历史文化的实在内容”(张岂之序言)，注重历史与思想的结合、历史论述与思想分析的结合，从而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立体化地呈现出来。
依循上述指导思想、撰写方法，以编年为经，以思想史的呈现为纬成为此丛书的重要特色之一。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编年》注重将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与重点人物的立目相结合。诸如，《魏晋南北朝卷》立“宋忠与荆州学派”条目。荆州之学不拘守汉学旧注，删除繁重浮辞，深刻影响时代学风，开启魏晋新学。宋忠是荆州学派的领军学者，人物与学派结合意义重大。其次，注重重要文化事件的立目，尤其是对过去编年、学术史、思想史忽略的重要事件的立目。诸如，《隋唐五代卷》中立有武后敕编《三教珠英》(此条少有学术史、思想史提及)、《孟子》多次升格、唐代的荀子学等。再次，注重宗教思想史的立目。除了大量的佛教、道教条目以外，《编年》对唐代中期以后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其他外来宗教的传入情况亦有所反映。如《隋唐五代卷》立目有“大秦国僧人阿罗本至长安，此为基督教人华之始”、“景教徒宁恕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宋元卷》立目有“泉州建成摩尼寺”、“开封初建犹太寺”、“基督教士戈维奴来华传教”等。最后，《编年》突出思想家的生平考察。《宋元卷》中立目有孙复、胡瑗、石介、二程、张载、朱熹等众多理学家的生卒。《魏晋南北朝卷》中立目有“郭象生”、“钟会被杀”、“向秀卒”等事件(这些刘著中均缺漏)。以上特点均需著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屋建瓴的驾驭能力，熟稔每个时代的重要思想事件、文化政策，及大量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的生平及背景。
编年以文献为基础。古典文献，渺若烟海，“存驳不掩，真伪杂陈”(刘汝霖语)。处理汇编文献，是编年的核心内容，也是其特色之处。综观本丛书，我们认为至少突出以下方面的特色。
首先，注重对文献的博取与精选、识断。《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无疑是目前资料最为丰富、最全面系统的编年类著作之一。丛书立目3800余条，上溯殷周之际，下涉有清一代，涵括近3000年重要学术思想事件、人物、重要著作，涉及古代政治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宗教史、法律史、文学史、训诂学史、目录学史、考据学史等众多具体学术领域。体现在具体条目上，注重其资料的翔实性和系统性。在以往的编年类著作(如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中，往往对条目缺少具体翔实完整的把握介绍，且人物、事件、著作等条目之间的联系较薄弱，尤其是对学术著作的强调更不足。历史文献和典籍是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思想家学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要求“学术史研究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其学术意义(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地位与作用)和历史意义(对当代社会以及后来社会有什么影响)”(张岂之语)是十分必要的，《编年》突出了对学术著作的留存与评价情况的研究与介绍。
《编年》虽以广博著称，但更要求著者具有梳理思想学脉以及精选、识断的能力。精选、识断是编年的两翼。在占有丰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选出某些重要学人、重要思想事件、重要文化政策加以研究和介绍，既能横向反映此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也能纵向比较学术思想的演变情况。《编年》介绍了许多具有开创或标志性的事件，诸如，《秦汉卷》载人董仲舒对策、司马迁撰《史记》等事件。识断常能体现作者对某一时期学术思想发展脉络、重要思想家的把握与心得。诸如在三教论衡文献的疏理上，《隋唐五代卷》卷广泛选取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人物加以立目，如文帝召三教学者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高宗数次命三教学者同堂论对、傅奕七次上疏除佛法等，使唐代三教关系得以具体而真实地展现。
其次，注重对文献的辨惑裁定。文献的辨惑与裁定是《编年》颇为“重彩”之处。辨惑裁定、决疑探秘，贵在吸收创新，于不疑处而疑，于有疑处不疑。从思路上看，《编年》虽然延续刘汝霖著作的“考证”体例，但在具体内容上，新著的辨惑裁定意识与成果远远超越了刘著，其中也包含许多纠补刘著或其他著作弊失的成果。在《编年》的指导思想中，著者就突出强调每一立目下一般有“必要的考辨”，注重考辨的“科学性、推理的严密性和资料的广泛性”(刘学智语)。尤其是在近代以来出现了大量新的文献材料或实物、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涌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过去的一些“定论”被动摇或推翻的背景下，博采新论、辨惑释疑成为《编年》的时代课题。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此丛书既具有集成性，又具有创新性。诸如在《先秦卷》中，全书立目334条(除“域外”)，而涉及考辨的多达263条。在《魏晋南北朝卷》中，仅就佛教事件的考辨就多达23条，且均是针对佛教史上的重要问题加以释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仅这些辨惑释疑就可以组成一部简单的佛教东传史。
此外，本丛书在文献资料版本引证、参考书目列举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特色，均展现了当前学术编年的较高水平，为文史哲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系统的资料。当然，丛书也有一些瑕疵，诸如由于多人撰写所致整体体例的某些参差不一致，个别卷深度还不够，一些引证文献不一定是初始文献等，这些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