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楚辞”基本属性是富有楚地地方色彩的一种文学样式。《离骚》是楚辞中最重要的篇目之一。关于“离骚”的名称历来就有很多解读，最早可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实际上，“离骚”是楚方言，是一个苗语词汇，最初是一个用古汉字的读音记录苗方言的词。前人对“离骚”的种种解释，其实都没有摆脱司马迁既定的思维模式。“离骚”在苗语里的意思实际上是通过“诉说”、“申诉”、“劝说”或“斥责”，把内心的想法及因遇不公而带来的委屈及愤怒表达出来。
关键词：离骚;楚语;苗族;苗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08-06
《离骚》是楚辞中最重要的篇目之一。宋人黄伯思在《翼骚序》中称《楚辞》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P37)这表明了“楚辞”基本属性是富有楚地地方色彩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一种诗歌形式，依赖于楚语这种特有的载体而存在。《礼记·王制》里提到“南方曰蛮”。荆楚是南方蛮族生息之地，内部民族关系比较复杂。在楚各族中，苗民最早出现在南方，是楚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苗语是楚国的土著语言，也是楚语的主体语言形式。在战国时期，楚文化已逐渐与华夏文化走向融合。楚文化是楚辞诞生的文化母体，苗语是楚辞的语言载体，对苗语不熟悉不了解对理解楚辞自然会出现偏差。
一
关于“离骚”的名称，历来就有很多解读。对“离骚”的最早解读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解释“骚”为“忧”，而“离”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他没有明说，但我们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可以了解到：“罹，心忧也。古多通用离。”在上文司马迁还提到：“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的眼里“离”就是“忧”的意思。“离骚”是与“故忧愁幽思”联系在一起的，用现代汉语来解读司马迁所注“离骚”，就是“忧愁、深思”之意。司马迁是最早把“离骚”和“愁”联系在一起解读的，这种理解虽然把握住了诗歌的感情基调，实际上没有讲出“离骚”深层次的含义。后人解读“离骚”都以司马迁的说法为基础，从班固和王逸起派生出两个支派，总体上来说没脱离“忧愁、深思”的框架。
班固在《离骚赞序》中是这样解释的：“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2](P51)在这里班固把“离”作动词来理解，即“遭受”。这种解释方式表面上看是在司马迁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实际上离“离骚”本义更远。除此之外，唐代的颜师古和清代的钱澄之又先后把“骚”理解为“忧动”和“扰动”，也都没有脱离“忧”的范围。清代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骚”条注中说得更加强化了以上观点：“《屈原列传》曰‘离骚者，犹离忧也。’此‘骚’古音与‘忧’同部得之，‘骚’本不训‘忧’，而扰动则生忧也。故曰‘犹’。”[3](P495)
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4](P2)把“离骚”解释为“别愁”。这其实是在司马迁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更能切合屈原的遭遇。把“离”理解为“别”其意义似乎也很通顺，但仍然不得要领。宋代项安世说：“《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5](P21)这种解释实则承袭了王逸的说法。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也赞同了王逸的观点，同时对班固、颜师古和钱澄之的观点加以驳斥：“若谓明己遭忧而作此辞，则二十五篇为遭忧之所作者多矣，而总称之曰‘离骚’可也，又奚必篇各有其名乎？”[6](P292)明代李陈玉在《楚辞笺注》中对王逸的观点加以引申并提出“就骚解骚”。[7](P3)“就骚解骚”，从文本中找答案，为《离骚》解题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清代的戴震又承袭了李陈玉的说法：“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并认为：“离骚即牢愁也，盖古语。”[8](P101、135)钱钟书也是围绕“别”生“愁”来解读的：“‘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9](P583)
近人游国恩先生说：“《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大概是从这里来的。”[10](P285)毋庸置疑，戴震认为“离骚”是古语和游国恩先生对“离骚”的解释，已经比较接近它的真实面目了。
二
前人对“离骚”的种种解释，其实基本没有摆脱司马迁既定的思维模式，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屈原诗人般的忧郁伤感的性格，从而忽略他的政治热情。相对于文学上的成就，当时楚国的民众或许更认可他政治上的努力。在当时民众心中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当时文学的地位很低，文学创作也还没达到自觉的高度，民众认识不到还有文学家的存在。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曾“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当初虽然受到了上官大夫、子兰等人的排挤，但他的政治热情并没有消退。被楚怀王所疏远的打击远远没有让屈原没感到绝望，因此他的思想不会仅仅只是停留在“愁思”这个层面，呐喊是可能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屈原在他的诗中有“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的努力。尽管诗中“愁思”笼罩全篇，形成整首诗的感情基调，但以“愁思”并不能反映这首诗的主旨。
1956年，一批苗族专家和外族专家一起共同制造了一种苗语拼音文字，根据苗语三大方言同时创制了三种苗文方案。苗族学者项保昌用现代苗文拼写“离骚”为“lux shah（六沙）”，并确定这是用汉字记苗语。[11]“离骚”最初是一个用古汉字的读音记录苗方言的词。“离”和“骚”两个字切合了当时屈原忧愁的心理状态，却没能而反映其真实的创作意图。在苗语中的“离骚”与汉语没有现成一对一可翻译的词。苗族学者龙文玉和麻荣远在研究自己的母语（苗语）时认为：“离”和“骚”两个字用苗文拼写是“lis 和 sheut”，指出“离”与后面的诗句“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中的“詈”字同义，“骚”除了诉说之外又与汉语“数”（即“数落”）同义。又进一步指出“湘西苗族中，如果有人认为自己被亲族虐待，便：‘pib lis pib sheut,pib pud pib niand’(并詈并数，并说并哭)即边咒骂边数落，边说边哭。”“（屈原对国君）不但‘要诉说’心中的激愤，而且‘诉说’到愤怒之极，‘咒骂’加‘数落’。”[12]尽管地处云南的项保昌和地处湖南湘西的龙文玉、麻荣远相距遥远，分属于苗语东部方言区（湘西方言）和西部方言区（川黔滇方言），但各自都用现代苗文拼写出“离骚”一词基本相近的读音。游国恩所说“‘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中的“劳商”与“离骚”，就是现代苗文所拼写的“lux shah(六沙)”或者“lis 和 sheut”。可惜游国恩先生没能辨认出它是一个完整的苗语词汇，更不懂它在苗语中的意思。项保昌确定了“离骚”一词是用汉字记苗语，但没能具体分析当地的语言习惯和风俗，进一步阐释这个词在苗区的应用范围，以及与“离骚”涵义的对应关系。龙文玉和麻荣远两位学者通过苗语、苗俗的分析，已经接近了屈原的心理状态和创作意图。“离骚”确实是一个苗语词汇，无论拼写为“劳商”、“lux shah(六沙)”或者“lis 和 sheut”，在苗语里的意思是通过“诉说”、“申诉”、“劝说”或“斥责”，把内心的想法及因遇不公而带来的委曲及愤怒表达出来。屈原创作《离骚》就是想通过“诉说”、“申诉”、“劝说”和“斥责”的方式来呼号，表达自己希望得到楚怀王的关注和理解，并重新得到重用，从而帮助楚国改变当时被动的政治、外交局面。
三
后人对“离骚”这一名称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歧义和误读，这跟“楚语、楚声、楚地、楚物”形成的文化障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不仅《离骚》本来就是楚苗文化色彩很浓的的文学作品，更与“离骚”是楚方言、是一个是苗语词汇有关。要理解“离骚”的涵义，应先了解包含“楚语、楚声、楚地、楚物”的楚文化。要对楚文化有个全面了解，得先追溯楚国先民的历史、分析其民族构成和熟悉楚地的习俗等。
关于苗族的先民历史，最早有记载的文献资料是《尚书·尧典》，里面记载了有关尧、舜、禹不断对三苗古国用兵，并“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的历史事实。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斓说:“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13]P167在这里出现的“苗族”和“三苗”分别指什么，“荆楚”和“大国”有什么联系呢？可以肯定的是史学家范文斓所说的“苗族”和“三苗”应该是同一概念，指现代苗族的先祖。“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苗族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退出黄河流域的“三苗”分布在什么地方呢？汉代郑玄在《五帝本纪》注曰:“有苗，九黎之后，领项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苗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尧兴又诛之，尧未在朝，舜臣又窜之。后禹嗣位.又在洞庭逆合，禹又诛之。”《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从古籍的线索里我们可以推测“三苗”大致生活范围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即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广大地区。又《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苗之居”与荆州的地域大致相当。《史记·索隐》注释云:“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结论就很清晰了：荆州是楚之荆州，“荆楚”和“大国”就是指楚人在荆建立的古国，也就是三苗古国。之所以被称作“大国”，主要是从地域面积上说的，三苗时期“国”的概念还没形成，这里并不是真正政治意义上的“国”。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了楚国的最初建立的情况：“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禀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其中的楚蛮又被称做荆蛮，是与中原的华夏狄人从黄河流域驱赶到南方的夷人的泛称。“楚蛮之地”就是上文所说的荆楚。熊渠的“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相似的话，一直到楚武王时期还在说：“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请王室尊吾号。’”不仅楚王室认为自己是蛮夷，连中原华夏狄人也把他们排除在自己族类之外。《左传·成公四年》：中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
这说明楚王室不是炎黄即中原华夏狄人的后裔，而是夷人。从“三苗”、“荆楚”和“大国”的内在联系上看，楚国的主体民族中是苗夷人。当代学者张正明也认为：“荆蛮”是三苗迁移新的地域新形成的一个部落集团，或者就是三苗部落联盟中一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其间部族众多，且各有种姓。他们有的是旧时“三苗”的分出来的后裔，有的是包括越、瑶、畲等南方被楚蛮征服的少数民族先民在内的部落群体。楚国的社会基础是“荆蛮”，属于苗瑶语系，是苗族、瑶族的先民，其中“荆蛮”主体是苗族。[14](P24)
考古学家郑杰祥在《屈家岭文化渊源试探》中指出：“我们认为它（屈家岭文化）应属于古老的先楚部族也即三苗部族的文化遗存，或者是这个古老部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楚部族，先秦文献又称荆或称楚。”“这个三苗就是后来称作荆楚的部族。”[15](200、203)《苗族简史》里说：“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很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九黎’。以蚩尤为其首领。”“苗族人民较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16](P1-3)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枫木是苗人世代祭祀的祖先的图腾。又《五帝本纪第一》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遂禽杀蚩尤。”根据汉文献资料的记载，结合苗族有关蚩尤的大量的民间传说确认蚩尤为苗族的先祖当是无可置疑的。那为什么自称是“夷人”而又长期生活在荆楚的王族又成了黄帝的后裔呢？这个原因还是出自“黄帝的后裔”的身上。《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从《孟子》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孔子修《春秋》后真实的心理状态：为什么完成了承传历史大功的孔子并不感到轻松反而会担心后人的责怪呢？其中原因不仅在于他对春秋进行了削笔，更主要因素是他采用了“曲笔”，对历史真相进行了涂抹。这种发端于孔子的“春秋笔法”观念由此便深入历代史家之脊髓，很多历史的真实面貌便由此被所谓“正史”所湮没。成则王，败则蔻，所谓“正史”就是王者的历史。自从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以后，炎帝、黄帝、尧舜禹等古代帝王成了主宰历史的“正统人物”，“正统人物”成了判断历史是非的主要依据。凡是与“正统人物”作对的象蚩尤、共工这类人全是坏人。蚩尤及其后世的历史真实不可能从“一家之言”的“正史”中找到正确答案，但蛛丝马迹是不可能完全清除的。《史记·楚世家第十》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司马迁把本来是苗族的楚之先祖与黄帝拉扯在一起，逐代祖上至穴熊，对楚世家后世的发展又含糊其词“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旨能纪其世。”显得尤为可疑。细心分辨就可以察觉，古籍中把楚族和华族联系在一起的，往往都是那些可以被涂抹和更改的文字。
屈原在《离骚》的开篇便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表明了自己与先祖楚熊伯庸的血缘关系。熊伯庸为屈氏从王族分出来的第一代。[17]屈原在《招魂》的结尾写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在诗中为什么要魂回到江畔的枫林而不是其他的地方呢？这跟苗族世代信奉的始祖蚩尤化身为枫树有关。苗族通过祭祀枫树来奠祭始祖神蚩尤，苗族的枫木崇拜与始祖崇拜是叠合在一起的。所以屈原在诗中招魂回归枫林，就是把魂招回到祖先身边，回到祖先身边就意味着能得到祖先的保佑。屈原是楚王族熊伯庸的后裔，信奉苗族的始祖神蚩尤，把无依的魂回到祖先身边，寻求祖先的保佑是非常正常的事。作为一位苗族诗人，苗语在他的诗中大量出现也不足为奇了。
四
要读懂楚辞，要把握《离骚》的内涵还得了解楚语。楚国的社会基础是“荆蛮”，楚方言属于苗瑶语系，苗语实际上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古老的语言，楚文化是楚辞诞生的文化母体，苗语是楚辞的语言载体。
史学家宋文炳在其《中国民族史》一书中写道：“苗夷文化，在现代似无可称述，惟于上古时期极为发达，影响汉族亦很大。简单叙述，约分为：一、刑法，……三、宗教、楚语……”[18](P201)宗教和楚语就是其中三种大的影响之一。苗、汉影响其实是是相互的。由于苗族一直自己没有成熟的文字，研究者认为楚辞是苗语与古汉文字的结合体，上古时期就存在古汉语书古苗语的现象。[19]很多楚方言词我们现在看上去好象是纯正的汉语，但那往往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互相融合、彼此接受的结果。某些消失了的中原华夏语言可能会在楚方言的主体语言——古苗语中还完整的保留着。有研究发现，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至今还保留着苗、汉相通的字。[20]曾经在远古消失了华夏族的语言和文字，在楚人与华夏部族的长期而反复的对立、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得以重新出现在商周及以后的汉语言和文字中。所以有些楚方言词汇与古汉语词汇存在一致性。
习惯上，把“楚辞”的基本属性描述为是富有楚地地方色彩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一个很抽象说法，具体说楚辞其实就是苗语与古汉语文字结合的产物。苗族一直没有自己成熟的文字，用异族文字书苗语的方式至今还在沿用。宋代项安世说“《楚语》……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21](P21)同时代的王应麟说：“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22](P622)湘西苗族研究专家隆名骥对黄伯恩的说法也作了更具体的诠释，说《楚辞》是“书苗语，作苗声，记苗地，名苗物，叙苗俗。”[23](P346)隆名骥是地道的苗族人，长期的苗区生活体验及数十年的苗俗研究生涯，使他对苗语和楚辞的理解都是很深刻的。苗族既然是荆楚的主体民族，越人和瑶人民族是被其征服者。作为楚苗族贵族后裔的屈原用楚语中的瑶语、越语及其他被楚人所征服民族的语言创作诗歌的可能性很小，故《离骚》本身是半苗半汉的产物。龙文玉和麻荣远指出：“从《楚辞》的诗句中出现的情形看，1. 有整句都是苗语的；2. 有基本是苗语语句杂有汉语语词的；3. 有基本是汉语语句杂有苗语语词的；4. 有上句苗语下句汉语或恰恰相反的（但句意相同）；5. 有汉语和苗语对举的等等。”[24]龙文玉和麻荣远从他们母语（苗语）与《楚辞》的关系中，总结出了屈原创作的方法，看清了《楚辞》语言组织形式的原貌。
独特的楚语、楚声与中原华夏语言有很大差别，楚语对中原人来说是难懂得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木失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说的是楚令尹子元攻打郑国，至郑都城门外，见内城大门还敞开着，害怕中了郑人的埋伏，于是“楚言而出”。《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孟子称楚人为“南蛮敦鴃舌之人”。“鴃”，鸟名，孟子用“鴃舌”来比喻楚语像鸟叫般难懂。楚军之所以要“楚言而出”就是不想让生活在中原的郑人听懂他们的军事意图。既然楚语、楚声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懂的，那么楚辞的诵读对中原华夏人来说有一定困难。
中原民族向南扩张的同时，加速了对楚文化的融合。随着汉代的不断强大，这独立性被逐渐打破。大汉强势文化对楚文化的不断和兼容排挤，处于弱势的楚地文化也不断向荒远边地退缩，完整的楚语、楚声等富有特色的文化逐渐消失，支离破碎的遗存在南方少数民族诸部落的文化中。《汉书·王褒传》记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又《太平御览》（八百五十九）引《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载“孝宣皇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羊裘，母老，每一诵，辄与粥。”到汉景帝时，能诵读楚辞的人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这才远诏九江能诵楚辞的老被公，以满足景帝“博尽奇异之好”。由此可见，楚语与中原华夏人的语言存在着隔膜，在汉代会说楚语的人已不多，楚辞更不是一般的汉代人能诵读的了。尽管汉代帝王是楚国人的后裔，但作为楚语中主体语言的苗语已在民族的融合中已处在江湖之远了。
秦汉以后，汉语真正成了儒家传承大一统思想模式的主要工具，承担了绝大部分古籍的书写任务。其他语言只能在偏远而狭小的分散地域里使用，楚语的遭遇也是如此。不能用楚语来读《楚辞》，直接影响到后人对“楚辞”的理解。所以，一千多年来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地读懂《楚辞》，对“离骚”存在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余论
从远古的黄帝到不远的清代，苗人在一次一次的大规模围剿和血腥残杀中顽强的生存下来。苗族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民族。屈原继承了苗族人特有的坚毅、刚强和不屈不挠的性格，因此他还没绝望时绝不会一味的去只说“愁”而不去抗争。作为楚国又王室血统贵族的屈原，在政治上是有抱负的。从诗人的角度上来说他遭遇的打击比一般平民诗人更多一层伤痛。他自觉地担负起楚国的政治责任，在还没有陷入绝望的时候奔走呼号，或许是他能希望获得政治上理解的最佳方式。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政治理想，通过作品《离骚》屈原向怀王诉说：“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劝说怀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还通过历史的兴亡进一步劝说道：“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在痛苦忧愁难以排遣之时他大声申诉道：“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对小人、世俗斥责也一针见血：“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诸如此类的句子不胜枚举。即使遭受重重打击，他仍坚定而执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追求理想、保持独立的人格，屈原用“诉说”、“申诉”、“劝说”和“斥责”的方式来进行呐喊。这正是“离骚”本义和《离骚》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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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 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