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已连续10年进行了77次集体学习，平均下来每隔40天左右，中央高层就要会聚一堂，听讲不同主题的课程，既有“聆教”姿态，亦合“切磋”之意。学习课程涵盖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国际问题、军事、党建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从2002年12月26日至2012年5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共举办了77次集体学习，共有147位专家学者相继走进中南海讲课。党建专家认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主体自觉，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为全党树立了一个榜样。政治局里每个人都承担重要责任，有繁杂的工作任务，集体学习必须找出所有人共同的时间，比单个人抽出时间还难。能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这是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历史时期适应新时代变化、新时期执政任务的治国共识。
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的历史演进
在党的历史上，注重“学习”一直有着深厚的传统，尤其强调领导干部加强自身的学习。193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1941年9月成立的中央学习研究组则由毛泽东任组长。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也有组织地进行学习。如1959年下牛年毛泽东倡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1月刘少奇首先组织读书小组。此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的读书小组，成员为其秘书，采取边读边议的办法。刘少奇和广东省委负责人组成的读书小组，有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参加。周恩来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人组成的读书小组，有经济学家许涤新、薛暮桥等参加。在周恩来的读书小组会上，曾参加毛泽东读书小组的胡绳还宣讲了关于“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参加毛泽东读书小组的同志整理）。不过，此种学习并未形成固定制度，且大多属于个人化、白发性的学习。中央领导大规模、制度化的集体学习，在党的历史上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回顾中央领导集体学习从萌芽到制度化的发展历程，可以为深刻理解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很好的参照。
萌芽与雏形：1980年代的科技讲座与法制讲座
1980年代，中央领导采取集体学习方式进行学习的活动，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始于1980年的中央领导科学技术知识讲座，即邀请科学家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有关资料表明，讲座由中央书记处倡导并组织，讲课主题、主讲人等由中国科学院拟订，计划讲10次，课程内容包括农业、能源、资源、人口、环境保护、计算机、空间科技、数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听课者是书记处、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等负责人。该讲座持续了两年。据称，讲稿历经一年多准备、由十几个部门、100多位专家和学者反复讨论并在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中试讲。科技讲座的组织过程、讲稿准备、讲课过程、讲解方式尤其是听课者等特征显示，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采取专家授课、中央领导集体听讲的学习方式，可视为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萌芽。
第二次是1986年举行的中央领导法律知识讲座，该讲座可视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雏形。据有关当事人回忆，讲座的背景是“一五”普法，主要目的是借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听法律知识讲座推动全国普法工作，在领导干部中普法。讲座由司法部部长邹瑜建议，由书记处牵头组织：书记处与司法部共同拟订计划、内容和讲课者等。法律知识讲座的组织过程、讲稿准备、讲解等，与科技知识讲座基本相同。主要不同是，多名政治局委员参与听课。如第一次讲座上，胡耀邦等政治局委员8人、候补委员1人、书记处书记2人参加了听课。另外，此次法律知识讲座倡议发起、组织过程等，影响了1994年开始的新一轮法制讲座。就倡议组织过程来看，两次法制讲座都是由司法部负责人基于普法工作需要向中央提出举行讲座建议，总书记接受建议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着手组织，总书记等带头听课。此外，1994年开始的法制讲座，最初几次沿用了1986年“法律知识讲座”这一名称，到1997年后才命名为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这些足以说明1986年法律知识讲座的历史影响。当然，1986年的法律知识讲座还不是政治局全体成员参与的集体学习活动，学习内容仅限于法律知识，其目标主要是借助示范作用对全国普法工作起到推动作用以及在在中央领导中“普法”，尤其是领导人和组织者均没有把知识讲座设计为一项需长期坚持的学习制度。
初步制度化：1994-2001年中共中央法制讲座
1994 2001年间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简称“中共中央法制讲座”，1996年前称“法律知识讲座”），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初步制度化。具体表现是：第一，江泽民同志在第一次讲座后不久即明确提出将法律知识讲座规范化、制度化，并身体力行，参加主持了全部讲座。第二，知识讲座在此后每年举行，共举行12场讲座，平均每年集体学习1～2次，成为中央常规政治活动。第三，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参与听课，尤其是政治局常委一般均参加听课。讲座举行时，要求在京政治局委员均参加。
法制讲座的内容广泛，涉及“科技进步与法制建设”、“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依法保障和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依法保障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论西部大开发的法制保障”、“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等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为不局限于法制内容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提供了条件。另外，中共中央法制讲座的初步制度化，带动了其他机关或部门集体学习制度的建立。如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建立了法制讲座制度，自1998年6月至2002年12月，在李鹏委员长主持下，共进行了30次法制讲座。
正式制度化：十六届政治局集体学习
2002年12月26日，十六届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这标志着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正式建立。
首先，集体学习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并被明确设计为目标明确、需长期坚持的制度。胡锦涛在第一次学习会上指出，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除了自学以外，中央政治局还要进行集体学习，并且集体学习“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学习目的是提高本领
执政兴国的本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本领。其次，与之前的中央法制讲座等比较而言，学习者范围扩大，包括全体政治局委员：学习内容扩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科技、历史、军事等。再次，集体学习的组织过程、讲稿形成过程、主讲人挑选、讲课过程等，基本沿袭以往做法，“顶级专家主讲、政治局委员等听课”等特征明显。最后，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建立后，各级各类党政机关领导班子集体学习制度普遍建立。如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开展法制讲座，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法制讲座改为专题讲座，学习内容扩大；2003年起，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开始举行学习讲座。根据中央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党政领导班子普遍建立中心组学习制度等。
2002年以来，政治局集体学习坚持举行，十六届政治局共举行了44次集体学习，平均每40天一次：截至2012年5月，十七届政治局举行了33次集体学习，平均每50天一次。上述现象说明，集体学习趋于规范、成熟，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一项正式制度。这不仅成为学习型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对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中央集体学习制度解析
“圆桌课堂”三方牵头运作
据相关媒体援引中央办公厅人士介绍，课堂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会议室中，“学生”围坐在同心圆桌边。其中坐序由外到内依次是各部委官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坐在最中央面对讲师。据悉，每次学习120分钟，讲课时间通常80分钟，随后提问、讨论30分钟，最后由总书记作总结讲话。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基本由中央办公厅、相关部委、相关科研机构三层共同协作完成。中央办公厅人士称：“一般情况下流程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牵头，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选题，相关部委负责确定讲师和讲稿。上报的讲稿起草人和讲师，经中办批准后具体操作，讲稿最后提交给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策研究室通过后定稿。”
中央党校党建原理教研室副主任蔡志强教授透露，接到选题后，讲师需要根据中央提出的授课需求在相关领域广泛开展调研，在此过程中讲稿会反复修改，“我所接触的讲师一般结束调研后，会在日常课堂以及其他官员培训中多次试讲，其目的便是寻求外界反应，检验授课内容，并反复调整讲课思路”。
中南海课程表紧扣热点，中央点题与筛选报批有机结合
据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此前报道称，中央政治局每一次集体学习的课题，务求紧扣治国理政面临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内容主要是知识和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历史和现状、问题和对策建议。
课程设置整体上呈现出涵盖面广泛、跨学科和多领域交叉的特点。集体学习“课程表”的拟定依据主要有两种：一类是决策层根据自身的关注亲自点题，另一类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当前热点问题进行筛选并报批，而选题一般在讲课前牛年就会初步确定。这些课题具有时效性、对策性和战略性的特点。
近年来，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也面临因民生发展滞后而形成的社会管理困局：征地拆迁、民众安全感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以及群体事件此起彼伏，作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施政压力。201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展开题为“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体学习。此次学习中，胡锦涛提出四点要求：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重维护群众权益，注重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同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随后在2011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频繁提及创新社会管理这一议题，将其定为新一年中共施政重点之一。
对此，中央党校蔡志强认为，在这个课堂上，讲师可以把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直接同中共最高层进行分享。另一方面，集体学习亦为中共的决策提供了很多参考，让决策者了解学术界如何理解看待社会问题。学者的建议对于决策制定所起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
经济、法制建设为最热课题
21世纪初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全球化浪潮。体现在77次集体学习中，中央政治局通过集体学习广泛地吸取世界各国在社保、政府服务、金融管理、安全生产、城市化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高治国执政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尽管遭遇种种挑战，但依然势头迅猛，过去数年平均超过10%的GDP年增长率令世界瞩目。中国政府也一直注意改进执政能力、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体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经济相关专题成为所有主题中数量最多的。根据我们对学习主题的初步统计，经济相关课题占到35次，约占总学习主题的50%，从世界经济形势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重大话题都包括其中。
“法治”成为77次集体学习课程表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根据我们统计，有8次集体学习围绕法治展开，包括首次集体学习的宪法专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以及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等内容。
此外，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气候变化、非典、奥运等热点话题也出现在课程表上，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高度关注的内容。
学习内容成中央领导关注点的“风向标”
此种“咨询性学习”对决策的影响不可小觑，外界将其视为国策“风向标”。早在2002年12月26日，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宪法》，被海外舆论认为，“以此纪念非常具有垂范价值和象征意义”。《纽约时报》还高调评价此举，“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创了与专家学者定期磋商的做法”，“对于中国的许多学者来说，创新远远不是简单的领导风格问题”。
海内外观察人士已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为透视中国动向的窗口。从讲课时机和主题确定，以及集体学习后已成惯例的总书记总结讲话，都向外界传达出丰富的信息。此前有专家表示，从新华币土刊发的正式通稿上最高决策层的一些说法中，可以读出很多重要的信息。
2007年9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为中央政治局作题为“世界金融形势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集体学习。从时间上来看，金融海啸暗流涌动，尚处于“萌芽期”。当时，中国金融改革顺利推进、卓有成效，金融领域各个方面状况尚可。但就在大好之时，北京却敏锐地关注着华尔街异动，以及全球经济变动中的趋势轨迹。巴曙松感慨：“此前政治局集体学习从未单独细化研究金融课题，而通过这次讨论研究金融课题，充分说明决策层中始终有不少人是以开阔的视野在关注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77次集体学习中，出现“国际”、“全球”、“世界”、“国外”字眼的课题多达27个，占总课题比例超过36%。曾担任讲师的社科院教授高培勇对此认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更多地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用世界的眼光分析全球情势，将国内发展进一步纳入国际大棋局加以考察。这既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亦体现了对国际社会有更多担当的大国风范。
智囊选拔重海外背景更重国内视角
随着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化，讲师们也愈来愈受外界关注，“智囊”一词日渐成为他们的代名词。据我们统计，在77次集体学习中，被港媒誉为“中央智囊之首”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有25位讲师走进中南海，而来自中央党校的专家学者共有7位，另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有8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2人，另有国内多所知名大学学者，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共有9人，位居各大学之首。对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分析：“选择是带有倾向性的”，社科院本身就是个研究机构，选择党校的学者则是因为他们对官员们关心的问题抓得比较紧。在地域选择上，“信息灵通，对高层关注问题把握较好”的北京学者占了大多数。
据中共中央党校蔡志强教授透露，讲师选取的首要标准便是对相关研究领域的熟悉程度，是否为学术界公认为一流专家；其次便是对中国现状能否有清晰认识、能否提出客观的建议。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为例，就宪法领域，许崇德曾参与中国宪法诞生、发展至今的历程，其学术造诣无可非议：而周叶中对于宪法的现实思考则代表了新一代宪法学者的智慧。他们两人当时都分别主编了全国宪法学统编教材，周叶中等共同完成的学术成果于2001年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其实，大多数专家在集体学习之前所获得的各类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获奖已经已不胜枚举，这些从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们学术翘楚的地位。此前有媒体指出，学者海外背景可为上“中南海讲台”加分。据不完全统计，讲师中80%以上具有留学或长期做学者访问的海外教育背景。但中央党校蔡志强教授并不完全认同此观点，他认为：“学者海外研究经验的确可提供更多视角看待中国存在的问题，但从国内视角出发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智囊”们因为这个课堂，人生或多或少也都受到了影响。早在1994年进入中南海讲课、时年39岁的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如今已是最高检检察长：2004G讲课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万钢，3年后正式担任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并于200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三大特征
仔细研读77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可以发现，几乎中国在行进中遇到的所有重大热点、难点问题在这里都有涉及。党建专家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每次集体学习都是从执政兴国、谋求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对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实际工作、探索客观规律，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题目的选择可以看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在学习上有三大特点。
第一，注重从中国和世界历史中汲取营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十六届政治局的第9次集体学习讨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第16次探讨“我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问题”：第17次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第24次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回顾和思考”：第33次进行“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第42次学习“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十七届政治局的第16次集体学习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政治局领导对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有更清楚的认识。这是纵的坐标。
第二，着力研究世界发展趋势、树立正确的国际观。在十六届政治局的44次集体学习中，18次是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超过总数的40%。其中涉及世界经济形势、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当代科技发展、世界军事变革、世界文化产业、世界格局、世界农业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能源资源形势、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国外安全生产制度、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国外医疗卫生体制、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国外区域发展以及世界金融形势。到目前为止，十七届政治局的32次集体学习中，8次是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达到总数的1/4。讨论题目涉及世界宗教、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全球气候变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世界经济形势、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等。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更好的把握。这是横的坐标。
第三，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整体执政能力。这是两届政治局学习中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历史题目还是国际题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焦点都会落实到中国的政策上。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中探索应对措施。了解世界经济形势是为了更好地制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熟悉世界就业发展趋势是为制定中国的就业政策提供参考：掌握国际能源资源形势有助于谋划中国的能源资源战略。
集体学习制度化是—项重要制度创新
参加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课的多位专家认为，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学习，带动全党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提出，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高擎学习的大旗，中央政治局将集体学习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制度。既联系实际又放眼未来，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就攸关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请教权威专家学者。中南海的这种鲜明的学风，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鲜明政风。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吸收专家学者的智慧，以丰富治国理政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印证中摸索和把握治国理政的规律，以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以学风的转变促进政风的转变。将治国理政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作为集体学习的课题，在学习中凝聚共识，以指导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促进全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的提高。政治智慧潜藏在看似平常的听与讲之中。有分析人士指出，集体学习制度对保障领导集体在日常工作的具体问题上原则立场的一致起到了关键作用，凝聚了领导集体的共识，保障了集体领导的有效运转。
有党建专家指出，将集体学习制度化，是新时期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建设方面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有效途径。把自学和制度化学习结合起来，对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组织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实践证明，中央政治局在全党学习活动中的率先垂范，带动了党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不断加强和改善学习，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本领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得到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