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关键词：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撰述；记注
中图分类号：K87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1-0081-07
收稿日期：2010-11-20
作者简介：张凯(1981-)，男，湖北武汉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1930年代，治国学者群趋史学一途，经史易位几成定局。中国史学界群雄并峙，百家争鸣，各种旗帜鲜明、自成一派的学会组织、学术刊物层出不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创新史学的旗帜下，借用西法整理国史普遍成为学界共识。周予同极力宣扬“六经皆史料”，建设新史学——“清末章学诚所叫出的‘六经皆史’说在我们现在研究的阶级上，也仍然感到不够；因为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级是在不循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所谓“自清季以来，以西法整理国故之风气凌盛，文学史、哲学史、经学史等书层出不穷，惟史学史尚付缺如”。
正是依照“西法”以弥补空白，使得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著作层出不穷，撰写《中国史学史》迫在眉睫。金毓黻由经人史，开始撰述《中国史学史》讲义，试图梳理中国旧史，实践其史学理念。所著《中国史学史》甫一出版，褒贬纷至沓来，延续至今。赞扬者誉为“可以看做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批评者认为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以此书质疑史学史这门学科的价值。本文拟在民国学界的多元情景中，梳理金毓黻撰述《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民国学界的反响，揭示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的本意及其学术旨趣。
一、著书缘起
1920年代，梁启超提倡以西方学科分类部勒“旧史学”，中国史学史即成为其中一个分支。“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它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此时，柳诒徵主张“讲史学书，有新旧之别”，批评学界：“高心空腹之士，阁柬旧籍，斥为无系统无价值，竞以俚语臆说改造历史，流风所被，亦一新式时文耳。”柳诒徵志在“钻研古书，运以新法，恢廓史域，张我国光”，所作“史学书”尊守旧法。
梁启超与柳诒徵的分歧，为民国学界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金毓黻的治学态度，主张殊途同归，求是而不强同，反对民国学界扰攘纷纭的新旧、南北之争。他曾“拟作《古文辨》，以平各家之争，而折衷至是”，后拟作《学术论》或《并行与调和》。因此，如何整理中国史学旧籍，一直萦绕其心，“自西学输入中土，另创新史体裁，作史成法不无动摇，此则因时而异者也”。借鉴西法以创新史体裁，为大势所趋，对于当时各类史学通论书籍，金毓黻颇为不满，认为“吴君贯因撰《史之梯》，仿梁任公《史学研究法》之作，而无其精采。特杂引众说，纬以己意，以云著作，去之尚远”，“《史学概要》为学校讲义，抄取成书，自不能多有心得。《ABC丛书》则书贾藉以骗钱，又无评论之必要也”。
不过，金毓黻颇为认可并充分汲取梁启超、柳诒徵两人所长。1922年，金毓黻购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赞此书“以科学方法，整齐旧史，俾成条贯，其大纲既得矣，故自可贵”，“求之并世，恐无第二手，此则其资才有大过人者”。后“阅梁任公《历史研究法续编》，论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者，极惬于余心”，断言“余治史之方法，凡稍有所得，无不与任公之说合，则其立说之精当，不待论矣”。金毓黻视柳诒徵为当世通人，柳氏编《全史目录》，分四纲：一分代史，二分类史，三分地史，四分国史。金毓黻称“目录之学为考古者必通之经”，柳诒徵“此等分类法最为精当，可以将一切史籍包括无遗”，“柳氏以专篇分系各类之下，其法最良，亦极便检寻”。1936年底，金毓黻受苏州章氏国学会邀请，讲授目录学，即署题《经籍概论》，分十章：一总略；二经部；三史部；四子部；五集部；六丛书；七目录；八校雠；九收藏；十杂论。此次讲演，无疑为撰写《中国史学史》奠定基础。
1938年春，中央大学初拟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金毓黻着手编纂《中国史学史》。开始“无可依傍，以意为之”，后觉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续编》中“中国史学史作法”一节虽语焉不详，但是“尚可取资”，故其史学史顺理成章遵梁启超为典范，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内容，包括“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方面。诚如金毓黻所言，此篇“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中国史学史》仅为金毓黻整理中国旧史计划的一部分。金毓黻曾拟撰《中国史学案》一书，“其体仿明儒宋元学案。先立若干人为纲，而以若干人分别附人之”，此书“与《史籍考》之作，以书为主，因以见著者之生平者，正自不同”，《史籍考》与《中国史学案》二者“不能偏废，而皆具史学史之一体”。而《中国史学史》乃“史学史之总纲，必合三者为一书，乃能究其全也”。《中国史学史》旨在阐发史籍中“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纪述，以明其变迁之因果”，“若夫详史籍之部次，则应别撰《史籍考》或《史部目录》，概史家之生平，则应别撰《史家考》，或《史家别传》”。
对于《中国史学史》这一名称，金毓黻认为“甚新而不典”，始终不甚惬意。“余撰《史学史》本名《史学考》或《史学源流》。名以《史学史》乃循西人之通称耳”。直到1955年，重版《中国史学史》时，仍拟易名为《中国史学考略》以符其实。金毓黻之所以认为《史学考》更为贴切，缘于金氏认为中国史学重点在考辨历代史官、史家与史籍。“史学寄于史籍，史籍撰自史官、史家，四者息息相关，不待论矣。”另外，金毓黻治学效法清儒树考证校雠学风，自称：“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以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即等于治史。”因此，金毓黻撰述《中国史学史》，以清儒考证校雠之法，考辨历代史官建置与流变、史家生平与成就、史籍真伪与体例。金毓黻以考辨史籍源流的方式撰写《中国史学史》，关键在于分别记注与撰述。
二、“记注”与“撰述”
金毓黻认为记注与撰述之分，“初申其旨于刘知几”，“殆至章氏乃为之发挥尽致”。所谓“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章学诚区分撰述与记注，强调史学不仅仅是材料的排比编次，更应“别识心裁”，“独断于一心”，自成一家，“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为中国近代经学的史学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观念构架，其所倡导的文史校雠学，是近代中西、新旧学术转承的枢纽。胡适与何炳松正是在美国接受西方史学，回国后阐发章学诚的价值。胡适与何炳松史学理念有别，前者对章学诚的推崇侧重于“六经皆史料”说的震撼力，后者用西方兴起的社会科学解读章学诚，“章氏对于中国史学上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记注和撰述的分家”，“能够把中国二千年来材料和著作轸域不分的习惯和流弊完全廓清”。“吾国研究历史意在垂训，故崇古之见极深。章氏独主今古不同及改制更新之说，隐将泥古之习打破。”何炳松希冀的“通史新义”，是指“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何炳松强调“撰述”，推崇浙东史学，认为浙东史学将史学衍为派别，有卓绝的进步，赞誉浙东史学为南宋以后史学革新的代表。
金毓黻认为史学为浙东所独擅，此似是而非之论，何炳松“不过证明史学之衍变，极于浙东，而浙东史家，乃得当史学嫡派之称，语有所蔽，难与论古”。如果说何炳松“难与论古”，那么，金毓黻则是站在“史学的立场”，“以纯客观的判断”看待古代史学。金毓黻指出，章学诚之史学，“第一所宜论者，则六经皆史之说”。此说非章氏独创，“特阐其义而益精，则自章氏始耳”。章学诚以“史”名六经，金毓黻认为“谓《尚书》、《春秋》为史，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不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料，可也，径谓为史著，不可也，此吾夙日所持之论”。至于记述、撰述之分，将史籍分为史料、史著两类，“较六经皆史之说，尤为可贵而有据，故治史之士，乐为述之。”所谓“古今史籍，分为二类，一为史料，一为史著，史料、史著之分，即为记注、撰述之分”，“章氏所谓六经皆史者，不过档案之渐就整理者耳”，“《诗》、《易》所包，诚具有史料之一部，然亦不尽属于史料，即让一步言之，凡《易》、《诗》、《乐》之所包蕴，悉可以史料目之，亦不过日六经皆古之记注也”。就古史而论，“以《尚书》、《春秋》为断，其他诸经及诸子，皆不得谓之为史”。以狭义的史籍而言，“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那么，仅有《春秋》与《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因此，古代史家，只有孔子与左丘明，仅有《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可称得上史籍。
金毓黻认为古代史学，只有史法，史法当与史意并重。所谓史意，即丘窃取之义，史法与史意，皆为孔子史学。因此，“吾国之史学，必萌芽于孔子”。不过，“记注、撰述之分，变动不居者也，前日视为撰述者，正为今日之记注，后日视为记注者，亦即今日之撰述”，“今之撰新通史者，亦尝据‘二十五史’为史料，故论者谓吾国旧史，悉当以史料视之，是亦不以为撰述矣”。“以今视昔，则吾国史籍，则十九皆史料”，故旧史皆为“记注”。也就是说，孔子史学所蕴含的“丘窃取之义”仅具有特定时代价值，就编纂新史而言，仅可视作史料，六经恐怕连成为史料的资格都没有。
有学人称金毓黻“此义甚精”，“为近代治史者不可多得的态度”。这与胡适等人所倡导整理国故思潮一脉相承。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称：“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在此宗旨下，中国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皆成为研究对象，西学成为国学的参照，“科学”成为整理国故的关键词。整理国故不仅要捐除经学之名、消解经学义理，更使得传统“经史子集”知识体系，于不自觉中，转入西方现代的学科话语。
民国学人曾经指出：经者，先圣先贤所传之精理，一切学术政教之准绳规矩也；史者，人类活动之实践，经中所言之原理之实例与确证。经言理，史述事。因此，“故经必在史上，而史必次于经。盖理能成事，事仅证理，宾主显分，轻重攸别。”然而，新史学者宣称中国旧史的不发达也是源自经学的压迫。“(西汉)以后，史学家虽也会继续挣扎着，图谋史学的独立；虽也曾创立什么纪传、编年和纪事本末诸体，扩大史学的领土，但终于受了中国社会本质的限制，不是低头于学术上的权威的经典，就是屈膝于实际政治上的权威”。那么，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从一开始便是对立与竞争，“汉武以后就是所谓第二段落，就是经学首起成立，史学也继续产生，而且在者第二段落的两千多年里，经学与史学互为消长”，起初，“史属于经”，从汉武一直到魏晋之间；魏晋之间一直到满清中叶则是“史次于经，也可以说经史并峙”；第三则是“经等于史，大概从满清中叶直到五四”}现今即是要“经属于史”。
魏晋时期为经史地位兴替的枢纽，周予同统称之为“经史对峙”的重要阶段。史学著作逐渐摆脱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其主要依据依旧是目录学中设“史部”一门，史籍兴盛。金毓黻认定魏晋南北朝为我国史学史的发展期，“私家修史之风极盛而所成之史亦多”：“今取《隋志》阅之，若斯之类，杂然并陈，骤数之不能终其物，是即史学盛于魏晋南北朝之明征。吾谓王官失守，而诸子之学以兴，史官失守，而乙部之书日盛，当此之时，笃学之士，竟以作史相尚，有日新月异之势，亦如诸子之在晚周，以异学争鸣，而结璀璨光华之果。”
金毓黻依据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纪述，以明其变迁之因果”，以进化的观念将中国史学分为：上古自汉初为萌芽期，两汉为成立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唐讫清中叶为中衰期，清中叶讫民国初为复兴期，现代为革新期。金著中国史学史遂以史籍为主，以官修、私修为区分主线，其所言的“法式义例及其原理”、“变迁进化之因果”，均归结于史籍、史家之考辨，“于书中者，仍是史家与史籍之名”。而论古代史家，“应以史籍为依据”，“史家所擅之史学，即具于所著史籍之中，论古代然，论近代亦然”。因此，金毓黻以及受金氏影响的学者所撰《中国史学史》，皆“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史学史著作成了史部要籍解题。
传统史家主张“以经御史”，“经”为纲常规范，“史”为实例确证；新史学家则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统统视为“国故”，整理国故就是“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史籍，皆可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材料。中国史学史用系统的整理
来部勒中国历代史籍，其论述方法自然受到古代目录学的影响。
三、学界回响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承袭整理国故运动之风，民国各派学人对此也是褒贬不一。1939年2月，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完稿后，遂即交付刘节审阅。刘节肯定，“金氏此稿收集颇富，草创之作，甚不易也”。同年暑期，四川教育厅召集一次暑期讲习会讲师会议，邀请学界名流范临成都演讲，中央大学刘节、金毓黻亦在受邀之列。王玉璋此前拟作《中国史学史概论》，此时“得从金静庵、蒙文通诸先进游，获益甚多”，金毓黻“复出其中国史学史讲演大纲相授，更足以资鼓励而多所借助也”。后来，王玉璋所著《中国史学史》即“远宗梁先生之大义，而略为去取，以求研述之方便，借金先生搜罗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之史观大义，而成一新系列”。王著正是在金毓黻的基础上，增加“历史哲学”一章。此时，金毓黻即将《中国史学史》交与郭任生，托其携往香港出版。战火纷飞，此事延宕，直到1944年才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教育部将此书定为大学用书，随之而来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各执一词。
有学人认为“是书优点甚多，约而言之”，有如下几点：一、“叙各时期之史学趋势与夫各体史籍，皆能穷其源委流派，阐明消息之原，不徒尽铺叙之能事”，且“能补前贤立说之未备，或驳其为误”；二、“是书取材之富，非晚近率尔操觚撰作专史之士所及”，“金君能不落前人窠臼，即叙史家生平，亦经熔铸而出”；三、“论章学诚六经皆史一说之未安”，“皆具卓见”；四、“弗取学派之说，以捐偏党之见，其例甚善，宜为撰专史者所师法”。金毓黻认为“此评于余著推挹甚至，实多道著语，若非细心读过，曷克臻此”。陈定闳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文献史上说，它却是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金著“能把史料作连亘的综合，使我们不致有零碎片断的感觉，此确为本书一大特质。”对于金毓黻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陈定闳誉为“真正的了解中国史学演进的，非一般不读书徒事抄袭者可比”。“总之，《中国史学史》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尤其是作者客观态度和资料的谨严。综观全书，作者确能把握史料，编比得宜，绝不拖泥带水，为史料所累。”
从考订史料、著述体例的层面而言，金著确是近代作专史的典范。齐思和称赞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以类相从，不完全拘于时代之先生，疏而不漏，编制极佳，且文辞雅洁，叙次明晰，论断持平，诚佳著也”，同时亦批评“抑吾人犹觉美中不足者，书名史学，自宜论其体裁之得失，编次之良否，态度之偏正，考订之精细，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变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过重故实”是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特色，“忽略史学”则成为民国学人质疑此书的重点。
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多录时人论述，并有所批评。宋慈抱即称此书“援引既富，讨覈亦精”，但对金氏论述刘知几、章学诚史学，对宋氏《续史通》有所评陟。宋慈抱特撰文与金毓黻商榷，所论多涉及传统史书之体例、沿革与史事的分歧，本文暂不详论。学界对金著《中国史学史》的批评集中于此书囿于考据“史料”，而未涉及“史学”，更遑论“史观”。周予同认为史学史的写作不但要对过去各史学家的史学方法论有深刻的研究，对史籍有深刻的了解，对时代有深刻的体味，更要对史学自身的整个发展有所认识。否则，“会变成一本‘垃圾堆”’，但当下的《中国史学史》“总不能使人满意首肯，不是史观的错误，就是史料的不确，最大的缺陷，是对史学自身的发展没有把握到”。此类学人认为，史学史讲的是史官、史家及他们编写的史书，不过是历代史书编撰的经过及其评价，没有多大意义，算不了什么学问。
杨翼骧就回忆说，战后有学人称，“史学史应当是一门学问，要以历史哲学为主要线索，把历代有关史学的著作和言论贯穿起来，说明其对于社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但现在号称史学史的著作，大都是著重于叙述史书编纂的经过和方法，介绍史书的内容与价值，就算不上学问。”“有的著作虽然也提到了历史哲学，且列为其中的一章或一节，但这样孤立地讲，是把历史哲学作为历史编纂学的附庸，本末倒置。而且作者自己对历史哲学没有真正的研究，只是抄袭古人和今人的一些论述，聊以充数而已。”
童书业认为，五四运动时期的考证学为“新汉学”，虽然打破了传统的观念，但仍不能摆脱“旧汉学”的圈套。抗战之后，又有所谓“新宋学”运动——“近来一班喜讲道理的学者的讲道理运动”，是符合当时历史趋势的，可谓“未来的思想的主流”。新汉学与新宋学的分野，直接影响学界对中国史学史的认知。1945年，顾颉刚划分国内学者时就将“金毓黻、郑鹤声、刘节”归为“整理史书”一类，而将“蒙文通、钱穆、李思纯、沈刚伯”等人划归“讨论”一类。“整理史书”、“讨论”的区分，或许从侧面彰显“记注”、“撰述”的分野。
白寿彝的态度也与此相符。白寿彝认为金毓黻作《中国史学史》：“实是有意地或无意地用一个考据家底立场来写的。所谓‘用一个考据家底立场来写’，并不是说，书内有许多考据，而是说他用一个考据家底眼光或兴趣来处理史实”，而“作者似乎没有把全书底题目真正地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史学’?……书中说史或史家的地方，很少是说道法式和义例的，说原理的更难见到。”在白寿彝看来，该书根本没有作者自己的史学观念，故此书中所言“史学”多自相矛盾，时时透露出一种考据癖，“史学家是应该受过考据方法之训练的，史学底内容也可以把考据方法包括在内，但考据方法并不就等于史学，这是应该弄清楚的。”后来，白寿彝评价“(金毓黻)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学目录学的气味”。实际上，金毓黻等新史学家多主张“六经皆史料”，旧史籍仅是编纂新通史的材料而已，传统史学的本意被抽离其文化内涵，所谓历史哲学则落入社会科学的范畴。
四、新史编纂
“史料”与“史观”、“撰述”与“记注”的高下之别，是民国学界争辩不休的焦点问题。就高明者而言，这仅是治学次第的不同，最终仍将殊途同归。国难之际，编纂新史成为学人的一种集体诉求。王玉璋指出：“新通史之谋建立也，专史与专题论文之著录也，译述工作之进步也，在在均有新进展，而使吾国史学界呈一新局面。”
金毓黻亦指出，“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为两端，一日史料搜集与整理，一为新史学之建立及新史之编纂。”史料搜集与整理，一面整理旧史籍，一面新史料之搜求。“旧日吾国之历史不足以满足读者之希冀，即旧日诸史料，亦多不足以供学者之新需求”，于是在新需求之下，“从事于旧史之整理，与新史料之搜求，颇为努力精进”，即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以西哲所说的原理，以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历史须具有科学化，对于史料，应为严密之批评”；对旧日事实则须进行分类研究，借助人类学、古物学、动物学等
学科，然后融会贯通而成人类活动之全部。新史学的目的是彻底明了现代状况的来历，利用旧日文化以树改革之精神，以改革现代之社会。“盖蒙远西学术输入之影响，以冲破固有之藩篱，利用考见之史料，而为吾国史界另辟一新纪元。”
对于宋慈抱提出的商榷意见，金毓黻颇为理解。他解释称：“盖余前于《史学史》论及宋氏之作，颇致不满之辞，实则能续《史通》亦至不易，余重其书，故责之也苛，非有意吹毛索瘢”，“不过《春秋》责备贤者之意”。然而，对于学界从“史观”、“议论”层面的批评，金毓黻并未释怀，“近撰《释记注》一文，多日未成，为之焦急”。《释记注》一文重在讨论国史馆编修国史的办法，具体针对“近人忽视记注，竞言撰述”，认定此“实为一种错误，吾特起而正之”。“近贤竞言修史，而于撰述、记注之分。殊嫌忽略。似一言及撰述，即足以举修史之职而无愧。”其实，记注与撰述各有分工，“记注为修史之始功，撰述为修史之终事。二者相为因果，而有其先后之序。若谓记注不立，撰述即能精善，是司马光不待二刘范氏之有长编，即能勒成通鉴定本也，有是理乎?”近人撰史，“多就传闻，以资载笔，详而可信，盖有难言。”因此，“记注当代之事，使其详而可信”，是撰修国史之初步，“诚今日之急务。”
也就是说，编撰新史是创新史学的当务之急，“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与专史二类。通史为普通之史，专史为专门之史。金毓黻主张专史纪述较通史详实，通史吸收专史，“有两不相妨，相得益彰之效”。然而欲以新史改造旧史，其前提是系统整理传统史籍。金毓黻曾言：“往日治史，必以徵文考献为重。所谓文献，即史料也。今世学者治史，首重搜集史料，而加以整理之。”
中国旧史籍为记注，十之八九为史料，撰写《中国史学史》即旨在清理旧史，为编修新通史作史料上的铺垫。此书“含有二义，一史籍之要删，一为史学之总录是也”。即“由大量史料中，别造一极餍人意之新史，则尚有待”，“姑从旧日史籍，加以理董，取其详故实而具史法者，各从其类，以次论列，而历代史学之成立、发展、变迁、进化，皆一寓于所述史籍之中，所谓史籍之要删者”。言下之意，“史籍之要删”是别造新史的准备，至于“史学之总录”，则“取其要者述之，且以详尽略远为主”，其要者为刘知几、章学诚等推理派，“近则衍刘、章之绪，而证以西哲之新说者，颇有其人，推理一派，渐呈发皇之象”。可见，金毓黻称此书为《中国史学考》，意在以考据学的方法排比辨正旧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兹撰新史借鉴。
因此，金毓黻论古代史学，皆就“所撰之史，以为接论之资”，扬榷的标准，一为史料价值，一为史法、史例。金毓黻强调史学必有成家的著作，所谓“作史尤难于论史”，“若无子玄、实斋之学，亦不能自造史，而轻事抨击，是则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之旨，余未敢轻为首肯也”。“近人之喜论史者，抨击他人之作，不遗余力，几至体无完肤，即于古人之名作，亦不能免。问其本人是否能自造一史，则甚难言，故吾深为不平之。”金毓黻对待“撰史”与“论史”的立场，既表明撰《中国史学史》的取舍标准，无疑也是对学界批评的回应。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既是改造旧史的尝试，更是为编纂新史做铺垫。在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两者相得益彰。金毓黻“发愿重修《宋史》，此邵与桐、章实斋踟蹰半生而不能为者”，提出“研史者，应勿忘时代观念，宋代为国史上一重要时期，应如何为之申明，亦研史者之责”，“国史上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之大转捩，凡有三时期，其一为秦汉，其二为隋唐，其三为宋辽金”，遂撰《宋辽金史》阐明宋朝在国史中的位置，以及一代世变兴衰。“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金毓黻自言，《中国史学史》一书，“惟谈古代及最近史学，则非余所专擅，聊备一格，以求一贯，傥人有责难，亦所甘受。”论述隋唐两宋一段，颇为自得。
金毓黻起初认为，唐讫清中叶为中国史学中衰期，“史由官修，定于一尊，私家修史多以肇祸，故史学最不振”；后来，又认为是史学蜕变期，“于典礼、学术之史，多所撰述，无体不备，且有专论、史法、史例，以批评推理为职志者”，于是“史域日廓，而史学亦日进，改前期之因习，启来日之革新”。其中最杰出的著述非《资治通鉴》莫属，“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近顷学人，亦盛论通史，摧其利病，具体之作，则无闻焉。求其比较精善，供人考览者，仍为《通鉴》一书”，“今之研史者，能不取《通鉴》而诵习一过乎?”通过编纂《中国史学史》，金毓黻深切体会到“吾侪研治宋代史事，专就编年一体着手理董，应知毕鉴之资料最丰，《续纲目》之体例最正，于此二书兼取其长，则得之矣”。由此可见，编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二者相辅相成，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理念。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学术分科衍生至今，已经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途径。时下蔚为大观的学术史叙述，多以分科治学的研究视角，建构学科层次鲜明的发展系谱，并借此评估民国学人的学术思想。由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受到西式学术分类体系的影响而产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自然成为该学科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今日学人难免以时下史学史学科的特质与趋势为标准，衡量此书的价值。然而在国难之际，金毓黻心系中国新通史的编纂，其撰《中国史学史》旨在整理旧史为编撰新史做铺垫，这一思想主旨决定了金著《中国史学史》的写作方法。若以“后出”的学科发展视角评判此书，难免会存在格义附会、混淆旨趣的误解。
(责任编辑 史洪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