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对莎士比亚戏剧近13年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进行了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可以发现该研究在思想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反思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传统定性，尤其结合王权文化研究的新视角进行分析与展望，有助于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谐观、整体观出发，开拓莎学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现状与趋势；王权文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0 引言
我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文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由于戏剧本身的语言性特色，加之从事研究的学者许多来自语言学领域，莎学研究长期比较偏重于语言和舞台艺术层面。依据知网的数据，按照摘要包含莎士比亚的方式检索，21世纪以来的近13年共有文章6800多篇，绝大部分还是其语言艺术研究，翻译学研究和综述。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在特定思潮背景下国内莎学研究开始进入到创作思想领域，如赵澧、孟伟哉先生撰文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教学与研究，1961），《试论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思想》（文史哲，1963），对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做出了可贵的探讨。陈嘉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南京大学学报，1956第四期），认为莎翁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政治问题的。
1 21世纪莎士比亚戏剧思想领域研究现状
进入21世纪以来，莎学研究不断繁荣，领域不断扩展，继续有学者不断在思想领域做出新的探索，主要分五个方面。第一，莎士比亚戏剧的伦理思想研究。继赵澧先生于上世纪撰文讨论莎士比亚的伦理思想以来，又有如：王忠祥，《建构崇高的道德伦理乌托邦——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意义》（外国文学，2006.02），指出莎士比亚戏剧混合运多种艺术手段凸现优化人性、“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体系，追求真善美一体之终极道德伦理乌托邦，莎士比亚理想的人性是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的平衡和充分圆满的实现。庄新红的博士论文《莎士比亚戏剧的伦理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12），也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第二，从莎剧的基督教色彩出发，研究其宗教思想。李伟民，《对爱的真切呼唤——论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基督教倾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01），指出莎士比亚创作的《李尔王》深受《圣经》和基督教的影响，在宗教的层面上展现了《李尔王》中爱的内涵。第三，由莎剧中的多人种描写出发，研究其种族思想研究。王九萍，《从夏洛克看〈威尼斯商人〉中的反犹主义烙印（西安外语学院学报，2000.2），解析了当时的反犹太思潮。张宁，《〈威尼斯商人〉的“圆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3则认为《威》剧实际孕育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雏型，而不是反犹主义的作品。第四，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理论视角，如女权主义，生态主义解读。冯涛，《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威尼斯商人》的生态主义价值观》（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3.04），认为《威尼斯商人》在描写情景和人物性格表现出莎士比亚的生态主义价值观。在女权主义解读方面，莎士比亚的喜剧的女性形象、男扮女装现象和《驯悍记》成为众多研究关注的主要集中点，从传统过分强调其男权社会背景，宣扬男女对立论和客观归责论，逐步转向对女性形象的客观分析和对其主观因素的重视。梁建萍，《凯瑟琳娜性格特征转型刍议》（外语教学，2005.03），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既剖析凯瑟琳娜的变态性情、扭曲性格形成的诱因，又深入探究促成她性格特征由悍变柔，性格从逆转到顺转的主客观条件，并进而揭示其性格系统的社会局限性。杨丽华，《〈驯悍记〉：莎士比亚心理知识的文学化——对凯瑟琳娜心理发展的解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则认为一直以来批评家认为《驯悍记》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娜是一个在男权的威压下最终放弃自我、放弃了自己追求幸福快乐的初衷，而最终屈服于当时男权势力之下的悲剧女性形象；但就她个人而言，凯瑟琳娜的选择并非她悲剧命运的开始，相反，这一选择是她在心理发展逐渐成熟后的明智之举，将是她幸福人生的起点。第五，抛弃既定政治立场，回归特殊时代背景和文艺复兴复杂思潮，从作品细节研究其社会政治思想，包括政治抱负，人文主义思想和王权思想。如：肖四新，《论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的狂欢化色彩与狂欢精神》（戏剧，2001，02），认为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中渗透着一种狂欢精神，形成了表现人文主义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狂欢精神”。从丛，《再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南京大学学报，2001.01），认为哈姆莱特既非文艺复兴时期狭义人文主义者，亦非广义人文主义者或“蒙田式”人文主义者。武端理，《试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权贵思想》（读与写，2007，10）对四大悲剧中体现的莎士比亚维护有道的王权，维护金字塔统治秩序的现象进行了细致剖析，认为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是传统的封建王权思想，而是处在交替社会的辩证的权贵思想，符合了英国历史的发展要求。李伟民，《莎士比亚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变脸（外国文学》（2004年03期）也对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定性做出了质疑。徐群晖，《论莎士比亚悲剧的非理性意识》（外国文学，2003，04）认为，莎剧表现了以物欲和利益角逐为核心的社会理性的极端发展对人性的异化和摧残，及社会自身的异化和非理性化。总体上，这类研究的繁荣情况依然难以和传统莎学研究领域相提。按照摘要包含“莎士比亚”的方式检索，然后依照实际内容将并非以莎士比亚或其作品或其译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成果排除，在知网引用量前50位的21世纪以来的莎学研究成果中，有31篇和莎士比亚戏剧相关，其中仅有7篇和莎士比亚戏剧思想有关，其他的绝大部分依然是语言艺术、翻译等传统领域的研究。从研究的学者看，除了老一辈莎学专家继续开展研究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如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李伟民教授，13年间发表有关莎学研究的论文120多篇，涉及莎学研究回顾与评价，莎士比亚作品译介研究，莎士比亚诗歌研究，莎士比亚戏剧语言研究，莎剧表演研究，莎剧思想研究，比较文学视角下的莎学研究等诸多方面，足以说明莎学研究依然是中国文学界研究的可持续性热点之一。
由于对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的巨大影响，与中国封建集权王权差异较大的欧洲王权思潮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成果主要有如下特征：第一，结合欧洲主流宗教进行文学中的王权研究，如：蒋承勇，《从上帝拯救转向人的自我拯救——古典主义文学“王权崇拜”的人性意蕴》（浙江社会科学，2004），就对17世纪古典文学中的王权崇拜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王权崇拜标示着人们对上帝拯救的依赖转向了对人的自我拯救的依赖；政治理性标示着人们由对宗教超现实世界的追求转向了对世俗现实世界的追求”[1]。第二，有关文艺复兴时期思潮的研究，多集中于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定性，考察其对王权的否定，对人性的肯定和与神权的关系上，如齐昂春，彭春霞的《人的发现和限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共同本质》（南昌航空学院学报，2006）。
2 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的新变化及趋势
莎学研究在中国虽然成果丰富，但是在莎士比亚戏剧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研究中，交迭年代的表象特征，以及国内极左和反极左思想的冲击，让许多研究都普遍认同莎士比亚作品是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射，忽略了作品在特殊时期对英国根深蒂固的王权文化的折射，就如同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就不能不考虑忠君思想的强大影响。尽管那个时期的王权文化既不同于中国高度集权的王权文化，也不同于传统的欧洲封建王权思想，甚至于和法国的王权思想都不甚相同，充满了变更时期的许多新思想。但是却是这种融合性的王权文化，对作品的思想有着更明显影响。自上世纪末以来，一些学者不断注意到莎士比亚耐人寻味的有意维护王权形象的政治态度，并得出了非常可贵的研究成果，如肖锦龙的《莎士比亚社会政治观新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04期）就提出，“长期以来国内莎学界一致认为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进步的。这是对莎士比亚的拔高。”[2]刘岳红；李娜的《从莎士比亚历史剧看中世纪后期英国有限王权的实质》（法制与社会，2008年36期）。王卫华的《从教士与国王形象看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罪感意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04期）等都对其笔下的国王形象和有限的王权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其政治抱负或者与王权有关的其他研究。这种与王权思想相关的研究对进一步的研究极具启发性，但相近研究还不是以莎翁剧作为蓝本，做出的文艺复兴时期比较直接的莎士比亚王权思想或者英国王权文化研究。
第一，现有相近研究往往是在分析人物或者舞台效果的时候顺便提及其政治倾向，并没有对其背后的王权文化做进一步的比较直接的研究。第二，依然将作者对待王权的态度看作其资产阶级人文定性的特例表现，而没有探究对英国王权文化的正面折射。第三，在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是政治学科的研究，而不是外国文学领域做出的文化思潮分析。
这种现状也揭示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趋势：第一，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研究从传统作品语言、表演和翻译的研究，扩展到创作的社会观点，政治思想的分析。第二，对作者单一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定性值得探讨，如李伟民指出“哈姆莱特在父死母嫁的突然变故中失去了人生的积极态度，改变了对现实人生的根本认识，以颇为颓废的态度对待生活，以阴暗的心理对待大多数人，从根本上不具备人文主义者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3]作品思想和所反映思潮的复杂性逐步引起学界的重视。第三，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背后，文学作品反映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独特的王权思想和文化更加值得关注。
3 莎士比亚戏剧王权文化研究视角的展望
如前所述，海内外学术界较关注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和舞台艺术，对于其中的政治倾向，多肯定其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而文艺复兴思潮研究，也多关注其反对王权，反对神权的一面。所以对莎士比亚身上的王权思想的忽视主要源于我们都过于看重其资产阶级人文性的定性。在阐发文艺复兴反封建、反神权、宣扬人性解放的启蒙意蕴时，往往忽略了作品大量出现的推崇王权至尊地位，维护王权阶层的金字塔权力秩序和正面形象的手法，以期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发展的创作意图。而这折射出的是复杂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王权文化。
纵观莎士比亚全部与国王和贵族有关的戏剧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希望强有力的君主统一壮大国家，反对诸候叛乱，维持正常的王权阶层权力金字塔，同时又反对暴君、昏君的独裁。因此“四大悲剧用的是同一脉络：秩序和谐—反叛者出现，秩序开始崩溃—反叛者主宰局面，秩序完全丧失—反叛者被消灭，秩序得到恢复，王权得到维护。” [4]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王权并没有象中国的封建集权那样稳固，面对强大的三股势力：贵族势力、宗教势力和民族势力，中央政权总是不断遭受考验。即使在蒸蒸日上的伊丽莎白“黄金时代”的后期，仍然发生了几起叛乱；在岛内，也还有苏格兰这样长久未决的问题。而身世复杂，手腕强硬的詹姆士一世的反对者更是虎视眈眈。相比于普通平民，最高统治者自然对身边的实力派更有戒心，更喜欢看到他们因心存不轨而下场悲惨。通过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给与潜在的威胁力量以警告，就成为兵不血刃的最佳手段。以四大悲剧为例，“很多地方都充分体现出了作者为当权者呐喊的思想：1）其主人公无一例外的都是国王或者贵族，地位最低的奥塞罗也是威尼斯政府的统帅。2）其中的国王或者公爵总是正确的，应当受人尊敬和爱戴的。3）凡是敢于向国王挑战，或是不服从公爵的，都没有好的归宿。4）尽管国王本人可能死去，但是代表国王利益的势力最终战胜了反叛的势力。5）王公贵族式的主人公天性都异乎寻常，总是使他在某些方面大大高过普通人。6）公然挑战王权并且遭到谴责的并非一般平民，而是国王或者公爵身边的有势力而邪恶的大臣。”[4]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王权文化不等于封建专制文化，如莎士比亚等人所维护的王权是“有道的王权”[2]。它既不是传统的封建思想，也非典型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而是一种处在交替社会的过渡思想。
4 结语
莎士比亚经典戏剧是作者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反映，从这样的文本出发，探索同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之外独特的英国王权文化，有助于得出有别于传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定性的诸多关键课题的成果，使我们发现并理解莎士比亚全部作品，乃至该时期其他作家代表作中被我们忽略的统一主题，安定主题，和谐主题。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谐观、整体观出发，开拓莎学研究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1]蒋承勇.从上帝拯救转向人的自我拯救——古典主义文学“王权崇拜”的人性意蕴[J].浙江社会科学，2004，04：212.
[2]肖锦龙.莎士比亚社会政治观新论[J].西安：西北大学学报，1993，04：22，27.
[3]李伟民.莎士比亚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变脸[J].外国文学，2004，03：40.
[4]武端理，王秀银.试析《李尔王》中莎士比亚的权贵思想[J].齐齐哈尔师专学报，2010，06：45，46.
[5]从丛.再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J].南京大学学报，2001，01.
[责任编辑：陈双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