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信仰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中,孔子的信仰问题很大程度被遮蔽了,对孔子信仰的诠释表现为一个除魅过程,其结果不但遗失孔子信仰的真意,且将孔子学说中的宗教信仰和人文理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对立起来。本文对以往学术界有关孔子天命观的几种主要解释范式进行辨析,指出其解读方法上的不足,并从信仰对象、信仰态度、信仰的情感及人格塑造等方面解读孔子信仰的内涵,力图还原孔子信仰的本来意蕴。另从中国古代宗教史的角度探讨了孔子所以“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揭示其天命信仰与鬼神观的关系,突显孔子天命信仰所具有的伦理宗教特质。

关键词:孔子 天命 至上神 神圣者 鬼神

作者:赵法生,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孔子的信仰问题很大程度上被悬置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儒学哲学化的必然结果。在20世纪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信仰成了愚昧与落后的代名词,受此影响,激进主义的革命思想家们将孔子看作是一个力图将历史车轮拉回到奴隶制时代的可怜虫,对他的信仰问题不屑一顾;保守主义学者则怀着一颗爱护孔子的拳拳苦心,极力淡化信仰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突出其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内涵,以证明孔子思想的进步性。然而,随着文革结束以后民族理性的逐步恢复,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逐步趋于客观,孔子思想中的宗教性面向也随之显露出来。宗教性面向在孔子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舍弃了这一面向,我们便无法理解孔学的真精神,也无法厘清孔子人文主义思想的来源与特征。

儒学向来被称为“天人之学”,天人之际是儒学眷注的本根性命题,清儒戴震说过:“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孟子字义疏证》),其中的天,正代表着儒家对超验层面的追求。在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学说中,这种超验性的关怀主要体现在他的天命观中,对于孔子信仰世界的解读,就是对孔子天命观的解读。

从《论语》的内容看,孔子是经常谈到天和天命的,其中共出现了19个“天”字。那么,孔子所说的天和天命到底包含着怎样的意蕴,它在孔子的思想中又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的见解向来分歧。在20世纪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对于孔子的天主要有下面三种不同解读:

第一是将孔子的天理解为自然之天。郭沫若先生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说:“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这一解释虽然符合解释者本人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却似乎遗漏孔子天论中的一些不应被忽视的重要内容。从有关资料来看,孔子的天不仅决定着文明的兴衰(“天欲丧斯文”),而且具有强烈的终极关怀色彩,是支撑孔子人生的强大精神力量,孔子每每于人生困顿之际对之发出深沉的呼吁,这个天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自然的范畴。这一解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它无法将孔子的天论与老子的天论区别开来。儒家和道家是春秋时期“道术为天下裂”后最早出现的两大思想流派,它们各自的理论建构与其创始人对于西周天命观的态度有重要关系。在西周思想中,天是一个最高的范畴,但老子的宇宙观最先颠覆了西周的天命论,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与自然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它们成了天所师法的对象,这样一种新的宇宙观通过将天自然化而消解了天的人格化权威,传统的天命陨落了。但孔子的思想建构却与此不同,他依然保持着对于天命的敬畏,并以此作为其道德学说建构的历史出发点。这一区别从二人所用的基本概念中即可看出,《道德经》中有不少“天道”的提法,如“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以及“天之道其犹张弓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等,在《左传》和《国语》中天道也是经常使用的概念。但在记述孔子言行最可靠的文献《论语》中,在孔子本人的话语中我们却没有看到一个“天道”的提法,孔子所用的概念是“天”、天命或者命;与此相对应,在《道德经》中没有出现过“天命”的概念。孔子回避“天道”术语并非偶然,因为他的思想深处具有强烈的“命”的意识。另外,打开《道德经》,“天地”并称的概念比比皆是,有数十个之多,但在《论语》所记述的孔子的话中,不见一个天地并称的提法。对孔子而言,天始终是高居于地之上的,它是宇宙的主宰,以天命统驭万有。在思想史的长河中,范畴本身的演变往往能够最直接地反映思想的演变,而范畴的差异背后是思想理念的差异。老子哲学的建立以对天命的解构开始,孔子的道德思想则以对于天命观的继承为前提。在原始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历史起点,是命与道的分际,但这样一种对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极其重要的分际,在郭沫若的解释中竟然消弭不见了。

孔子之天的第二种解读是将其分解为主宰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和自然之天四种不同涵义。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哲学史上的“天”字分为五种意义,即物质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主宰之天或者意志之天、义理之天或者道德之天。有的学者将其应用于孔子之天的分析,为许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接受,成为解释孔子天论的另一种范式。上述四种不同的天在孔子本人的话语中都可以找到某些依据,问题是,这种由解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是否符合孔子心目中的“天”的本意?对于孔子屡屡在人生的困厄关头向之发出呼吁和感叹的天而言,这种经过解析之后得到的天是否对于孔子之天的整全意义有所遗失?义理之天和主宰之天果真是分得如此泾渭分明吗?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只从人身上切下来的胳臂,尽管看上去还是胳臂,但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胳臂了,因为它和有机体的生命联系已经被切断了。在思想史研究中,对于一个重要的概念进行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恰好是一个如同人的生命一般的有机体,在运用我们的分析的解剖刀时,就有必要小心翼翼,否则,我们有可能得到被肢解的肢体,失去的却是活泼泼的生命。在孔子的天命观上,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危险。

第三种解释认为孔子的天是道德性的天而不是宗教性的天,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徐复观先生。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博士认为“孔子之所谓天、天命、天道,皆是宗教地意义,而不应附以哲学地意义”,徐复观先生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努力证明孔子天命观的非宗教属性,认为“孔子五十所致的天命,乃是道德性之天命,非宗教性之天命”,“天命对于孔子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实际是‘性’的有血有肉的存在”。这样,徐复观先生就将孔子的天命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对立了起来,并进一步将孔子的命与性直接等同起来。徐先生认为在春秋时代,“宗教被道德的人文精神化掉了;同时也说明由道德的人文精神的上升,而渐渐地开出后来人性论中性与命结合的道路。”。应该说,在目前所有关于孔子天命观的诠释理论中,徐复观的解释是较有思想深度的,这一解释又和徐氏对于整个先秦儒家心性论的诠释体系密切相关。问题在于,这种将孔子的天命观的宗教性与其道德性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否可取?根据史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突破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这尤其体现在孔子的学说中。我们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的宗教性与道德性,或者说,其中的人文理性与信仰,并不是矛盾的,二者的历史联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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