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并非今天才有，只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关系紧张和信仰危机加速了对普世性价值可能性的探讨。这是时代向世界诸多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关于人类如何摆脱道德困境的思考。儒家文化内涵中包含具有最低限度普世价值的概念，拥有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在公共外交视野下，儒家价值观普世化有其独特的合理解释和可能路径，即重视“以身体道”的个人和建立孔子学院。
［关键词］价值普世性；公共外交；孔子学院；个人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37-04
一、 如何理解普世性价值
以知识经济为基石、科技条件为手段的世界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为人类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又引发了许多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民族划分，甚至超越人类自我的社会、生态、伦理危机。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生态和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和价值困境，现代道德体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1988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十次人道主义大会通过了《相互依存宣言：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宣言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1］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问题和主观困境，人们自然会思考如何从本源上，也就是价值观层面上追问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解释。
目前学界关于价值普世的命题分歧很大，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伦理相对主义”的观点。正如路易斯P．波吉曼所说：“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道德原则都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而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2］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普世性价值不是普遍性价值。“普遍伦理应该是实践理性的结果，而普世伦理却是对人类活动的实践和实际所遵循的规则进行观察的结果。换句话说，普世伦理所假定的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全球一致，是一种被认为可以通过归纳而得到的对事实的概括，而不是通过实践理性的运作而得到的一种结论。”［3］普世价值作为全人类具备的最基本的道义规范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普世性价值应该具有最低限度的最大化能力。讨论价值普世性并非看不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他们之间难以消弭的差异。我们探求的不是构建一套面面俱到、复杂高深的价值观体系，而只是要追问那些关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道德理念，有关人类生存最本源的道德困惑。1993 年美国芝加哥宗教议会签署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明确写道：“我们确认，在各种宗教之间已经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这是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4］普世性价值所承诺的就是最低限度的人类关怀。同时，普世性文化又追求关怀范围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终极关怀，她的关注不因种族、民族、肤色、宗教信仰、社会阶层、经济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大程度地构建普世性价值对全人类的道德承诺是其最核心的特征。
第二，普世性价值在理论层面是动态开放的。普世性价值既超越了国界、地域、制度、阶级、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又不断地从这些多元化主体中吸收提炼那些具有兼容性的道德话语。从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文化“包含互相沟通的动态两极，即由某种地域特殊性而不断地向外生发，形成多层次的普世化的扩展活动。保持在这两极张力之中的文化形态，才可能具有其现实的生命力。”［5］普世性价值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化发展的，特殊性和普世性的对话与转化才能最终形成具有真正约束力的价值底线。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每个有效的规范都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那些自身从普遍遵循这种规范对满足每个个别方面的意趣预先可计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够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6］人类对于终极信仰的执着追求，对于道德共识的不懈关切，推动人类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构建和探究着最低限度价值共识的本质。动态开放性使人类的这种努力成为可能。
第三，普世性价值具有关怀人类本身的平等性。普世性价值的第一要义不是满足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欲望，而是关切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将人看做出发点和归属点，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价值取向上的正义性。引申开来，普世性价值与不同文化的关联也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的，“普世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尊重诸道德主体和诸道德文化主体所享有的那些崇高道德情怀和道德信念为先决前提，来寻求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的基本道德共识的。”［7］41
二、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性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其价值的特殊成分，也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样具有人类文化的这一通性。世界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关系紧张化：“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精神与现代科技的无限追求，商品化价值观念的凸显乃至宰制力量与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运动，民主政治的社会理想与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以及文化道德的普世主义信念与文化多元论的‘诸神竞争’。”［7］18现代道德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这是时代向世界诸多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提出的人类摆脱道德困境之合理解释和可能路径的议题。拥有5000年历史积淀的儒家文化能否发挥其理论资源，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华文化正在恢复甚至超越她昔日的风采。”［8］儒家文化从其内涵和特性上都具备了为解决全人类价值困境提供某种启迪或者共识的可能性条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是中华文明极具民族特性的价值观体系，也具备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通融的某些共性，这部分内容就可以作为儒家价值观普世化的内容本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著名学者钱穆曾断言：“然此只有中国文化之潜在精神可以觊望及此。”［9］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包含的具有最低限度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
第一，“仁爱”价值观。一个国家无论是由何种文明、何种宗教主导的，仁爱思想都会对其维持社会和谐、处理各个层面的关系提供价值参考。《论语·颜渊》中，孔子对仁的解释是“爱人”，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关注；同样，西方文明最为灿烂的复兴也源于对“人”的崇尚。从这一点说，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内核，同样也具有向外拓展的普世性。“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普世价值，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功利性和经济性的缺陷。“仁爱”可以作为处理社群关系的普世价值，种族歧视这一社会顽疾正是因于“爱人”情怀的缺失。“仁爱”可以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世价值，如果用“仁爱”的视角来看待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许多流血和冲突的都可能避免。
第二，“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理念可谓博大精深，它是对目前世界主流价值观单极思维的补充与纠正。军事上，安全困境预设下的军备竞赛增加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担忧；政治上，极端的政治诉求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潜在的冲突导火索；文化上，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成为地区动荡的深层诱因；生态上，工业化进程引发自然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中国文化可以，也应该被借鉴到世界问题的解决中来。”［10］“和”的价值观为当今许多全球性危机提出了启发性的解决方案：既要认识到世界上所有行为体和合共生是人类延续的内生动力，又要理解和包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可以说，“和”从阐释上具有鲜明的中国儒家文化特色，从运用上却拥有可以推及世界的价值观意义。
第三，“中庸”价值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中庸思想除了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之道和规约处世之道的精神资源，还可以帮助现代人权衡工具理性和目的价值。“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明，单纯的知识技术论人才观念是有局限的，它造成了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的知识霸权，造成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严重扭曲。只注重‘工具（手段）价值的合理性’而忽略‘目的价值’的根本性意义，只注重人的知识技术训练而忽视人的道德信念培育，已经导致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严重缺失。”［11］中庸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视角，也是一种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价值提示。提倡这种思想并非为了扼杀个性或抵制冒险精神，只是为了儒家价值观最低限度的普世意义，试图为当代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道德方案和思考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没有断裂的人类文明之一，世代更迭、异域文化冲击、文化自身丰富和消亡等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都没有削弱其演进动力。“今人所认可的某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指向，也不能被看做是抽离了某种特殊实存内容的独立价值实体。文化意义上的普遍性所要求的是‘通’而不是‘同’。所谓‘通’，就是由文化差异的实现所达成之‘共通性’。文化之普遍性和普世性意义，也应当在这个‘共通性’意义上来了解。”［5］我们既然已经排除了普世性价值是单一的、垄断的，或者封闭的，那么完全可以期待从历经几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是儒家文化）中探究其普世性的文化资源。
三、公共外交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普世性的重要途径
一种带有民族特殊性的文化如何获得普世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取决于该文化是否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底蕴，同时也需要人们有意识的推动。蒋国保先生指出，“从实践理性意义上强调：儒学现代复兴的关键在于儒学的普世化，而儒学的普世化只有通过儒学世俗化的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12］
公共外交的特征就是以外国民众为主要活动对象，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交流，特别是文化的跨国认同来实现不同国家的理解和认知。“超越国际是文化的天然性质。”［13］公共外交实践为载体，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提供了天然和有效的实现路径。儒家文化普世性和公共外交大众性互动的结果是，公共外交强调的“文化感召”和“心灵政治”满足了弘扬和展现儒家价值观的需求，进一步说，价值观输出本身就是公共外交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之一。一言以蔽之，公共外交的实践过程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世化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通过公共外交实现传统文化普世性实践之一是设立推广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孔子学院是这方面努力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大亮点。以兴办孔子学院为标志，中国文化的符号开始了海外传播历程。孔子学院是通过汉语教学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信息沟通和理解的教学机构，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术机构。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增强中国软实力。
孔子学院加速了儒家价值观的传播。“语言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原因”［14］。语言和文化是相生相伴的，接受语言教学也就意味着受到其背景文化的熏陶。汉语较其他语言来说，其构成和含义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学院通过汉语语言教学增进了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潜移默化地将儒家价值观介绍给世界。“本土化的动力来自人们的实现心灵慰藉时对于身边的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15］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的前提，是价值观输出的一扇窗户。
中华文明是独特的也是神秘的，这既激发了世界对儒家文化的极大好奇，也使他们保持着对未知文明的戒备和难以避免的误解。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她没有展示给世人一套明确清晰的价值内涵，这也是儒家文化普世价值资源受到制约的重要根源。从这一点讲，孔子学院的活动成功地搭建了一个文化平台，国外民众在这里可以观赏到中国文化遗产（如国画、武术），可以体会中国文化产品（如古典名著），进而接受所有中国文化符号传递的价值观意义。
孔子学院的建立从更深层意义上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孔子学院完成了向世界展现中国，将中国融入世界的任务。”［16］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分享的意识是一种民族文化实现价值普世化的必要条件。“中华文化的传播是国家实力崛起的象征。”［17］毫无疑问，儒家文化的内涵和特性决定了其具有十分丰富的普世性资源，通过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儒家文化能推进世界文化共识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形成。
除了设立诸如孔子学院等文化推广机构外，还有一种潜在的公共外交资源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普世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个人外交。公共外交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个人外交代表性的增强。公共外交突破了传统外交中享有代表权利主体的限制，将这种原来只有官方享受的特权延伸到了个人。可以说，在公共外交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国家的代表，每个人都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国际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实践的践行者。由此，个人在公共外交背景下就承载着双重功能，一是承担起实现和国际社会沟通、增强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的公共外交责任，二是扮演好个人在国际社会上文化传播和价值宣示的角色。个人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是国内关注价值观输出的知识分子、去外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国外留学的学子、往来于国内外的商人、旅居海外的华人，甚至是奥运期间充当志愿者的普通民众。他们对儒家价值普世化的作用是非常直接和有效的。因为任何文化的传承都需要体现其价值核心的生命载体。西方普世价值的推广最初也要归功于那些自认为负有上帝使命的清教徒们，是他们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弘扬并使之深入人心。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要想发挥其普世性的文化价值，“以身体道”的个人也可以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彰显于社会生活之中，国际交往之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