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其教育管理方面的新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下，西南联大毅然根据自身的特色在教育模式、教师使用和学生管理方面进行创新，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也给现今的教育管理建立了楷模，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西南联大 教育管理 教育模式 学生管理
西南联大是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由平津两地内迁至昆明的一所高等学府。它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南迁联合组成。从1937年7月奉命南迁到1946年5月奉命迁回，西南联大仅仅存在了9年，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岁月中，经费奇缺、校舍简陋、图书不足、仪器缺乏，西南联大却毅然在教育管理上进行创新，推行科学与民主，践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成就了许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满足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她在教育管理中教育模式的创新、大胆使用教师和学生自治等方面为现今的教育管理树立了楷模。
一、教育模式的创新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在特定的环境中组成了联合大学，这种结合，在一定的程度上说就是一种教育模式的创新。三所大学联合，聚集了大批性情禀赋各异，甚至政治观点对立的饱学志士，容纳了不同党派的教授与学生。三校拥有各自的学术传统、教学特色、管理机构、管理模式和不同的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以蔡元培先生“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姿态呈现；清华大学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为自己的风貌；南开大学则是私立大学中的佼佼者，“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它的精髓和理念。三位德才兼备的校长都能适时提出教育思想，他们注重先进教育理论的研究，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西南联大的最高领导是常务委员会，三位校长是常务委员。在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又有具体的办事机构，如：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教务处、总务处等。虽然有着这样总体的管理机构和共同的校园，但其更有“和而不同”的独立特色，即拥有各自的学生和研究所。这种处理得当的方式是一种教育模式的创新，它提供了一个资源整合实施创新教育的重要平台。
西南联大对原有的院系进行了调整和合并。清华大学原有的文、理、法、工四学院，北京大学原有文、理、法三个学院，南开大学原有文、理、商三个学院，联大将其合并为文、理、法、商、工四个学院。1938年增设了师范学院，后来又增设了一些院系。为了抗战需要，工学院还增设了航空工程学系。这样适时调整和增设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有助于学生知识面的扩大，厚积而薄发。
在对教学机构进行创新性整合的同时，联大对研究机构的管理亦显独特。原属三校的研究所仍然各自独立，分别管理，并于1939年先后展开了研究工作。联大共有5个研究所：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商科研究所、工科研究所。除了上述5个研究所外，清华还办了5个特种研究所，其中有两个是联大时期创办的。即在原有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的基础上，新增设了金属学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研究所招收了一些研究生，使学生得以直接参与前沿课题的研究，直接参与重大的技术发展，并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大工程及项目的设计与研究中。在这个过程中，师生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努力实现知识体系的更新尤其是知识的创新，创新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还与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合作，积极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由云南省教育厅出资，联大负责教学，合作办学。在云南地方当局的要求下，还建立了师范专修科和先修班。联大为培养云南中等师范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南联大这种多层次的合作方式，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这种从实际出发，按当地情况进行的教育方式，在我们今天也是一种创新。我们不能不为之感慨，不能不思考，不能不考察，不能不学习。
社会经济结构多样化要求注重人才的多样化、个性化和高素质化。由于传统的教学管理使用计划模式，单一的培养模式不利于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因此要探索新的教学管理模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管理观；教学管理模式应由传统的学校对学生的单项要求型，向学校与学生双方约定型转变；要树立智力教育与非智力教育协调发展的教学观，建立适应终生教育的教学管理观，将注重个性发展、因材施教的思想融入教学管理过程中。
二、教师使用上创新
西南联大的兼容并包的传统，使它网罗了大批名流大师。“盖世奇才”陈寅恪教授，中国文史哲大师冯友兰，文豪朱自清，红学家吴宓，火箭专家王希季，化学家曾招抡……大师云集，绝无仅有。对于教师的支持和鼓励，从其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及其教师管理中，可以洞悉其创新的关节。大学的学术自由为教育的创新提供了好的契机和基础，学者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可以互相博弈、学习、讨论，吸众家之长，同时也可以宣传自己的思想。
西南联大的教授拥有集人文素质、科学素养、创新素养于一体的综合素质，他们在培养学生时也注重文理融通。他们是创新教育的实施者，起主导作用，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教师有了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才能对学生进行启发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他们只有理解高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才能站在学科前沿的高度，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和实践。只有教师自身具备不断学习提高的能力，才能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从自己的创新实践中发现创新能力形成发展规律，为创新教育提高最直接、深刻的体验，从而在教学实践中，自觉地将知识传授与创新思维相结合，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发现学生创新思维的闪光点，多层次、多角度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是后来培养了那么多高质量且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关键。应该说西南联大这一教育模式是抗战特殊背景下的产物，然而也是类似背景下的一种成功创新，正是这一创新成为联大各种教育创新的重要平台，为联大的教育创新提供了硬件环境。
西南联大从办学初期便形成了稳定和完备的教授治校体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高度重视教师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他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主张“民主治校”，学校各学院的院长、各系主任、学校的主要行政管理部门都由教授担任，这样提高了学校管理的实效性。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机制缺乏活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教授们应有的权利没有受到充分尊重，他们的工作热忱和创造性被挫伤。现代大学的发展要求充分体现教授的地位和作用，尤其在教师招聘、晋升和淘汰上要由学术力量来决定。这样才能维护教师的主体地位，发挥教授在大学治校中的主导作用。
三、学生管理创新
西南联大实行学年制与学分制，选修制与必修制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促进课程优化组合及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在选修课与必修课的规定方面，西南联大与原有的三校不同，有其创新之处：文科生必须选修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选修一至两门文科课程。这对于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学生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的只学基础课，且本院系的大一学生的必修课程，学习成绩必须在70分以上才能进入本院系二年级，必修课程不能补考，只能重修，旨在加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学校规定：“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文法学院的学生必须选一门作为选修课程。”这一规定是原来三校都不曾有的。也是要求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文理相互交叉，融通文理两科的界限。这一规定可以看做是“通识教育”的具体体现。同时选修课占很大的比例。这一点说明，在夯实学生知识基础的同时，不忘培养学生的爱好和兴趣，对学生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关爱，使学生产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不断对新事物进行探究，才能产生思想的火花。当时，强调教育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强调标准化人才的培养，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以及国民政府对理工人才的需求的背景下，联大能主张融通文理，让学生兼习具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反观高等教育现状，多以专业教育为主，专业划分过细，学校在公共课程设置中结构比重有些失调，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使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窄，缺乏整体文化内涵，在择业时困难重重，社会适应能力差。当今学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新科学理论已成为文、理、工等学科共同的方法论基础，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开始成为趋势，社会对于通才的需求已达成共识。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正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典范。
四、总结
近70年过去了，西南联大虽逝，但她的精神却历久弥新。她在教育管理方面给后人很多启发和教育。联大的创新是成功地，它培养了一批批可点可数的人才：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当然这个成功，贵在个人坚持，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要有经得起失败的勇气和耐力。今天，在信息技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要求教育不能落伍，我们要进行教育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才不至于被时代所抛弃；只有创新，才能培养出人才，才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勇于加快教育的创新发展步伐，探索新的管理模式，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益和办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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